实名举报被“寻衅滋事谁敢反腐？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任何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批评和建议，否则，系严重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违纪行为，必须接受党政纪律处分。

应该说，公民孙法武寻衅滋事案的判决是对我国法律的亵渎！

公民孙法武通过信访举报、上访举报村干部等问题，县政府及纪检委等部门曾介入调查，发现其举报问题属实，对村干部厂给予了行政处罚。受到人们尊重！因此，孙法武命运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同情！   

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孙法武等村民前赴后继依法上访维权，最后皆因寻衅滋事定罪，被冤判四年零十个月，这种处置真的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吗？应该说，公、检、法的违法行为自己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严重败坏了自身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寻衅滋事罪是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一种犯罪。法条规定如下：“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呼吁，寻衅滋事罪亟待废除！他说，我一直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不仅因为它在理论上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因为在实践中，其模糊性往往成为打击弱势群体的杀威棒，不断销蚀着法律的根基。模糊性的法律很难避免司法官员根据自身偏好进行选择性执法，任意出入人罪。在某种意义上，它赋予了执法机关以绝对的权力去任意解释“寻衅滋事”。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

  其次，从政策角度来看，“寻衅滋事”的价值取向是为了社会稳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但是，模糊的法律会让人无所适从，彻底牺牲了公民个人的尊严、权利与自由，让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寻衅滋事罪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的模糊性。这个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的大“口袋”流氓罪而来（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其刑罚最高为死刑）。之所以称流氓罪为“口袋罪”，是因为这个罪的内涵太杂太模糊，几乎可以涵盖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不轨。司法实践中流传着“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说法。

  1997年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为体现罪刑法定所倡导的明确性，流氓罪被分解为多个具体罪名，如聚众斗殴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等。但非常遗憾的是，寻衅滋事罪又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这个罪的内容非常宽泛，且大量使用了诸如“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模糊性词语，而很难确定此罪所针对的具体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的行为时，客观上也可能表现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的特征。这种强拿硬要的行为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前者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逞强好胜和通过强拿硬要来填补其精神空虚等目的，后者行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部分修改了传统的无事生非动机论。该解释虽然也指出，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是同时又给出了许多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上访当然是事出有因，而非无事生非，但鉴于其可能“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自然也可以此罪打击。

  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要成立“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的寻衅滋事罪，司法机关必须证明这种行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寻滋解释》对此的说明是：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公安机关的相关处罚也不能作为寻衅滋事罪的证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行为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其一是“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这比刑法更加模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对寻衅滋事的处罚并不要求“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那又如何能够仅仅根据行政处罚的结论，就径自得孙法武通过信访、上访等举报村干部等问题属实，就不能构成“寻衅滋事”。再说事件是真实的，不构成“寻衅滋事”，公民有监督权，孙法武举报村委干部等问题属实被当地政府查处整顿，孙法武反而没有受到政府的嘉奖，还依“寻衅滋事，打击报复！太不该！

  寻衅滋事罪的法条规定本身就比较模糊，立法者的结果入罪模式原本是为了让这个模糊性的罪名具有一定的明确性，而如果这种相对明确性都被忽视，那这个罪名几乎就成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代名词了。

  综观事实，孙法武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典范，这正是当下中国所倡导的正能量！当今中国，法治在不断进步，人们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可以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会选择义无反顾地依法维权！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党中央，相继上级政府！

  不能用寻“衅滋事”打击陷害守法公民！寻衅滋事已经成为整治平民百姓的一种手段，望亟待废除。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正义如江河滔滔。“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相信这句话每一个执法者都耳熟能详，这既是司法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政法机关肩负的崇高使命。

责任编辑：张娟